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虽然与女性主义对文学批评、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研究相比，女性主义对科学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但近年来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使对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不能无视其成果。在这方面，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勒就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伊芙林·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位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相当有影响的学者。1936年，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当她还在纽约市的公立中学学习时，由于上大学的姐姐的偶然介绍，凯勒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决心将来作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后来，她哥哥又将她引入科学的世界，在昆斯学院学习了一年后，凯勒转入布兰迪斯大学，专业为物理学。一开始，她选择物理专业只是为了加强背景为未来进医学院学心理分析作准备而已。结果，在对物理的学习中，凯勒反而如鱼得水，并“爱上了理论物理学”。1957年，她又成功地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到哈佛大学攻读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在哈佛，人们曾问她，你难道不知道在哈佛没有一个女生成功地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吗？的确，作为一名学习物理学的女性，她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立和不自在，在通过了口试之后，她甚至想放弃物理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访问冷泉港时结识了许多更加善意的生物学家。最终，她回到哈佛大学物理系，在一位正转向生物研究的教授的指导下，以关于分子生物学实验方面的论文在1963年得到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凯勒回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夜校教物理学，并从事一些数学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关于数学生物学方面的一些论文，在其领域中甚至成为经典论文。但是，在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身份和作为一位妇女的意识之间，她一直感到冲突。于是，虽然她仍然热爱科学，但却越来越转向哲学，并逐渐停止了科学的实践。1974年，凯勒在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从此正式开始了她作为在另一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的生涯。
1977年，凯勒发表了一篇题为“在物理学中一位妇女的反常”的文章，试图以此驱除在研究生期间的痛苦经历。文章发表后，一位读者向她建议，应写写麦克林托克这位女性遗传学家。一开始，凯勒觉得这是一篇短文的好题目，但在与麦克林托克的首次谈话后，她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迷人的故事，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的。于是，最后的产品，便是在1983年出版的《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这部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经典的传记。
美国女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在50年代初发现了在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但这一重要的发现却长期因不为遗传学家共同体所理解而被忽视。直到3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基因转座的重新发现，才使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承认。她最终因此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时，正值《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一书出版。
基于对麦克林托克的大量访谈，在对其生平、工作、遭遇和科学背景的历史考察中，凯勒要展示的，是一位女性遗传学家以其独特的、与主流科学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故事。这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观察和体验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凯勒看来，在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中，主体与客体，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不再截然分开，因为麦克林托克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去“倾听”材料的说话，她强调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而这种对情感、对直觉、对和谐的理解力的强调，恰恰和标准的科学准则中要求的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的分离相反。凯勒认为，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才是遗传学共同体排斥麦克林托克的真正原因，使得麦克林托克的支持者们直到今天也几乎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内容。
《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一书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本经典之作，并被译成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在我国，三联书店于1987年出版了中译本，易名为《情有独钟》，1995年，台湾也出版了中译本。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由于对女性主义科学文化研究的陌生，《情有独钟》一书出版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包括为该中译本作序的我国一位著名遗传学家）只是将此书作为一本当作普通的科学家传记来看待，不同之处仅在于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特殊的女性而已。中译本译名的改变也反映了这种误读。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就连在西方，凯勒也承认人们对此书会有误读。因为她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孤独的先驱者的故事，她要讲的是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差异，是一个反叛的妇女反对传统的科学和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故事。麦克林托克并不否认现有的标准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和正确的关系，但认为它们还不是真理的全部，也决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她相信还有其它正确的方法可以用于认识自然。而她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则正是历史上在对“男性”的名命中从科学中被排斥出去的。
然而，对于此书存在的争议也是显然的。甚至在西方，在实际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尤其是众多的女性科学家）当中，对女性主义的科学文化研究也多是持保留或明确反对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当凯勒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她与麦克林托克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工作接近尾声，她将最初的草稿寄给对方后，麦克林托克便再无回应了。此书出版后，麦克林托克又活了9年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她却总是否认自己曾读过这本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因而有人评论说，正是由于此书太令人不安了，所以连麦克林托克自己也不能正视它。
如果说，在《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一书中凯勒还几乎没有使用女性主义惯用的术语，而是以朴素的语言在字里行间表述她的观点的话，那么，两年后，在1985年她出版的《对社会性别与科学的反思》这部代表作中，则展现出了更深厚的理论色彩。尤其是，她在该书中以女性主义特有的视角对历史上心灵与自然之关系的考察，对于从柏拉图开始直到培根等人对性隐喻运用，以及这种性隐喻对后来近代科学发展之巨大影响的研究，更是使她的工作独树一帜。正是从以往被人们忽视了的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凯勒重新探讨了近代科学的起源，并认为由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通过将与不同社会性别相对应的客观性、理性、心灵等和主观性、情感、自然等范畴割裂和对立起来，从而使近代科学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并由此向传统中近代科学诞生的“神话”提出了挑战。
在西方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历史与哲学研究领域中，《对社会性别与科学的反思》这部鲜明且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女性主义观点的著作，同样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奠基之作，并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荷兰文、芬兰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但至今没有中译本问世，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和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件憾事。
除了这两本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女性主义科学文化研究经典之作之外，凯勒还发表有大量的论文，并出版有《生的秘密，死的秘密：论语言、社会性别与科学》（1992）和《重绘生命：20世纪生物学中的隐喻》（1995）两部著作，与人合著有《进化生物学中的关键词》（1992），与人合编有《女性主义中的冲突》（1990）和《女性主义与科学》（1996）（参见本版新书重点推荐）等书。
目前，女性主义对科学文化的研究，虽然仍存在有大量的争议，但确实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例如，早在1993年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编的一本关于在科学、保健和技术中妇女的历史研究的文献指南中，就收录有2500多部（篇）著作。在众多的有关著作中，凯勒的作品是非常有代表性和引人注目的。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妇女研究专家佩里（RuthPerry）所说的那样，现在已不可能撰写科学史而不考虑社会性别问题，也不可能撰写社会性别与科学而不引用凯勒。
